——戴目校长为聋青技校作抗战胜利60周年专题报告

在第二十一届教师节前夕，上海市聋青技校邀请了名誉校长、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戴目先生来校为全校师生作了以“牢记历史  珍爱和平”为主题的报告。

首先，戴老先生向全校师生展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接着由荣获“上海市第六届金爱心学生标兵”的沈玲花同学代表全校师生向戴老献了鲜花。八十高龄的戴老（聋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当年抗战时期在上海生活的艰辛和赴杭州、无锡从事聋教育的不易以及投奔苏北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工作的情况。他满怀深情地边打手势边叙述着他那难忘的经历：

“我出生于1926年，8岁时病聋，9岁入聋校读书，15岁小学毕业。毕业后闲居自学。老父劝我学画成家，我不听，我要做教师，要为同病服务。1943年，在蔡润详老师的推荐下，先后去杭州、无锡两地聋校教书。1944年，我回到家乡常州，联合同乡聋友办‘武进聋哑教育班’，招生授课。仅一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侵华战争失败，无条件投降。当此全国人民热烈庆祝八年抗战取得胜利的时候，我却放弃刚刚参与创建的聋教育事业，离开朋友、离开家乡父老，投奔苏中解放区，参加新四军……

我的出走也是迫于形势。当时的上海，人称‘东方巴黎’、‘冒险家的乐园’；杭州是‘人间天堂’；无锡有‘小上海’之誉；常州可算是‘文化古城’。抗战期间，这些地方都成了日寇汉奸统治的‘沦陷区’，是一个魑魅魍魉、群魔乱舞的黑暗世界。人民生活悲惨，和唐朝诗人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实在使人精神压抑。再者，我在杭州、无锡教书，在常州办学，处境困难，不尽人意，深感社会黑暗，人心险恶，仁人君子，处处受到欺侮。虽忍辱负重，终归是为人刀俎。所以，我对这种地方，只有厌恶，没有留恋。

那个时候我还年轻，谈不上有什么政治觉悟，我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区这些概念，都是出于蔡润祥老师的启蒙教育。没有他，我的人生经历，恐怕要另写。

我在解放区生活、学习、工作4年。在党的教育下，我学到了许多东西，懂得了革命道理。并且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四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1949年5月，我随军南下，回到上海。1950年5月，我奉调由新华通讯社上海分社转到上海市教育局，负责盲、聋学校方面的工作。1955年又调到上海市第一聋校任副校长。从此以后我就在聋教育工作岗位上做了40年，直到1994年离休……

如果有人问我，为聋教育做了些什么事。我想，我在党的领导下较好地贯彻了党的教育路线和政策；我团结了一批人，凝聚了一些力量，参与了上海市聋哑青年技术学校的创建、发展工作。为上海地方聋青少年的升学、职业培训和劳动就业探索了一条路子。虽然这条路子还不是完美的。”

……

戴老的生动报告使全校师生深受教育。会后，戴老还和聋青技校全体师生一道赴西南影城观看了反映抗战时期太行山根据地光辉历程的影片《太行山上》。

（原中国聋人协会主席 戴目述   上海市聋哑青年技术学校 杨七平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