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亲历的几次国际特殊教育会议侧记
发布日期:2019-02-08   作者:特教研究所   

张宁生

 

写作本文的动因有三:1、当前我国有机会出席国际会议的特教同仁毕竟还少,把亲历国际会议的一些情景和感受写出来可供大家分享;2、中国的特殊教育史急待整理,国人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的史料也是很珍贵的一部分;3、与笔者同时代的一批特教工作者都已步入“从心所欲”之年,在他们的记忆还没彻底模糊之前,很有必要抓紧把脑袋里的东西“倒出来”,尽可能多留下点第一手资料,免得后人再去考证。

随着国门大开,我有幸轮到较多的国际交流机会。算来从19886月第一次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国际特殊教育会议至今已20个年头了。那次会由于是在国内召开,在经费和语言上都不存在大的障碍,所以国内代表很多。就在这次会上,我结识了徐白仑先生和陈云英博士。接着,同年7月,我又出席了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国际 portage会议。这是国际portage协会成立后召开的第二届学术年会。第一届是1986年在英国召开的,没有中国大陆的代表。在这次东京会上,中国大陆的代表也只有我一个。

此前我对这次会议portage协会portage的含义都一无所知。之所以有幸出席完全是一种机缘。那年春天,在我结束美国的访问学者生活返国途中,到亚利桑那大学看望一位友人,在那巧遇Bijou博士。他当时已届八十高龄,在portage协会中德高望重,又与日本portage协会会长山口薰教授交好多年。在那次见面时,他跟我提起这次东京会议。我回国后不久,就收到山口先生签发的邀请函,且一切费用也由山口先生帮助解决了,所以很顺利成行。到了东京之后,由于事先没有准备,当然也不打算发言。但山口先生很希望中国能成为国际portage大家庭中的一员(后来的许多事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他想抓住机会扩大中国的影响,便让我在会上(不是小组会,而是在大会上)作一个发言。真有点措手不及。幸好,有位同事在东京留学,我请她帮忙,由我口述,她用日文拟就了一份发言提纲交给山口先生。内容是介绍中国的早期干预。在会上,我只开了个头,便由山口先生代我演讲。他正好刚出席过6月的北京会议,此前也到过中国讲学,对中国的情形有所了解,由他来充当“替身”倒也合适。后来这份提纲又译成英文收进了会议文集。也是在这次会上,结识了台湾双溪启智文教基金会的几位同业,她们回去后,成了我与方武先生(时任双溪基金会总干事)之间交往的纽带。

从此,我和portage就结上了缘。国际portage协会很希望中国加入这个国际组织。但前提是中国必须首先成立本国的协会,以团体会员身份加入进去,并且还希望在中国举办一届国际会议。这说明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的大国形象在许多国际性活动中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这一点我在200411月出席的第十届国际portage会议回来后写的一篇感想中谈到过。真希望我们能尽快地把中国portage协会建立起来。

两年一届的国际portage学术年会,第三届会议安排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州的首府麦迪逊召开。这次会议,中国大陆一下子去了10位代表,而且是组团前往,代表性也很讲究搭配:有教育部、民政部、妇联、康复机构等部门派出的代表,大学的代表中有搞特教、搞心理和幼教的。经费全部由儿基会负责。团长是时任教育部幼教处处长的朱慕菊同志。浩浩荡荡的一支队伍由北京出发,机票是统一订的,大概是选的便宜机票,所以飞机是七转八转最后抵达麦迪逊的。一下飞机就直奔会场,因为我们是早上到达的,当天上午是会议开幕。我们走进会场时,会议已经开始,我们被领到离主席台最近的中央位置,目标显眼。我们大家虽很疲劳也只好强打精神。一位女同志大概挺不住了,合眼打起盹来,摇摇晃晃的,我怕她瘫倒,便拿起手中的报纸卷成圆筒捅了她两下。

在麦迪逊开会,其实就是在portage的故乡开会。Portage是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小镇,位于麦迪逊北部,相距不远。这次会议安排了去Portage参观。一个山水秀美的僻静之地,既无车水马龙的嘈杂,也无行色匆匆的身影。一个早期教育模式的诞生地就在这里。目前Portage模式已在国内好多地方被采用,它的生命力仍如日中天。

这次会议结束后,还安排了五天的培训,我们10人全部留下参加培训。培训费也都由儿基会出。培训结束,发给每人一份证书。但因听课人的英语水平参差,所以虽同是一纸证书,其知识含量就可想而知了。

这次大陆的代表,虽说是组团赴会,但事先都不相识,也没有集中一起商讨过,因而都是按自己的专业背景各自准备。会上,虽有我发言,但不是分担的任务,而是我有了第一次会的经验提早作了准备。我在分组会上宣读时,山口先生赶去听,还提了一个问题。因为我讲到中国大陆和台湾两地有了交流,他便问简体和繁体字的差别会不会影响交流,我只说我认识繁体字。

20015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米尔沃基市国际特殊教育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pecial  Education的第二届学术年会要在这里举行。我应邀出席。米尔沃基是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呆过的城市也是我在美国呆的时间最长的城市。那里有我很熟悉也很亲密的朋友,我受到邀请可能与我的这段经历有关。去之前,不知道国内还会有哪些人去,报到注册后,知道朴永馨、陈云英、周德茂他们仨也来了。他们是教育部派出的团组。这次会上,他们是以中国代表团成员的身份活动的,还以中国团的名义向大会赠送了礼品。外国人也弄不清我的身份,上台送礼时老朴让我也上去搭一把手,这样,有些活动场面我就在他们中“插队落户”了。

有件稍感意外的事,在会场上,有位忙前忙后的美国妇人,竟是我在威斯康星大学米尔沃基分校作访问学者时很热心接待过我的一位特教学校的老师,叫Mary Gale。会议闭幕式上,她被大会授予了一项荣誉,再后来,得知她当选了国际特殊教育协会的主席(她先后当选两届主席)。真是一位精力过人、热情爽朗、热心公众事务的社会活动家!会后,她邀请了和我一起来的几位大连人到她家去做客。这次巧遇,使我和她的交往保持至今。她念念不忘想来中国,2002年春她总算来了,我特地赶到北京去迎她。她在美国已订好希尔顿饭店。那天一早我就坐在饭店大厅里等候了,当她一跨进大厅,我朝她打招呼,她一眼认出我,十分惊讶,十分感动。她万万没有想到我真的会从千里之外的大连赶到北京去见她,尽管我们在口头上曾有过“相约”。在北京我陪她参观了海淀培智中心。也是这次会上,我和国际特殊教育协会的第一任主席,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的Marg Csapo教授,有过两人间的短暂交谈。互相都很认可对方的想法,因此产生了互相可以继续交往的愿望。后来她来过中国,我陪她参观了大连和海城的特殊学校;又过了几年,她去了文莱,担任了文莱教育部的顾问,分管特殊教育事务,(那时她大概已经退休)。显然,是她的主意,藉助她的人缘和影响,于19977月由文莱教育部举办了一次国际特殊教育会议。我这一生怎么也想不到会去这样一个富饶美丽的南海之滨的小国开会。正是:人生如梦,梦圆人生。

到会的人很多,足见Marg Csapo的号召力。从中国去的代表,除随我同去的两人外,还有一位是澳门大学的苏肖好博士。这是第一次与博士他乡邂逅。此后又与博士有过几次相遇,交往至今,此乃后话。

这次会议留下的印象十分新鲜、独特、有趣。真想一一道来,限于篇幅,只好聊赋数笔,着墨为安。

会议在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召开。我们几个中国大陆去的代表被安排住在一个华人开的旅馆,中文名叫泓景酒店,不算豪华,倒也相当气派。免费的,是老板为会议提供的,也算是一种赞助方式。会议期间,老板专门安排了一次和我们见面的时间,把中国大使馆的参赞也请去了。看样子还很有点“规格”。由于大家都讲中文,谈话气氛比较轻松。当我向参赞说到,当地有两所华人学校要邀我去讲学时,参赞说,“那好啊,我们也希望借助国内出来的人做点华人工作。”我开始说这话的用意,实质想试探一下:“去好还是不去好?”因为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总有各种未料的因素使人难免有所顾忌。潜意识中也算得上是一种“组织观念”吧。现在年轻人已经不懂得也不理会这一套了。

    会议一结束,同去的两位大陆代表先期回到香港,她们在香港等我。我一人留了下来。在三天的会上,我的身影和身份都为与会的一些当地华人所注目,我想这可能与两国间的文化交往尚不多有关吧。当斯里巴加湾的一所华人学校的负责人对我说,希望会后我去为他们学校的老师做些培训时,我一听,既兴奋又惶恐。兴奋的是大有一种“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豪情,惶恐的是因为我连一张纸都没有带去,可以说是“身无寸墨”可资参考,而他们说的“培训”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心中无底。再有,对他们师资的状况也不清楚。去讲什么?怎么讲?但若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不仅是不礼貌、不友好,也是缺乏自信,无能的表现。从我个人的秉性来说,也是很不情愿让人家失望的。既然现在使馆的同志也这么说,那还是去为好。

    后来,有件事让我勇气倍增,信心十足:一位西方国家的女士在会上宣读她的论文时拿出一张图展示给大家看,引起听众一阵兴奋的骚动,这让我顿时摸到了这些与会者的“文化脉搏”。因为出示的那张图是一张“两可图”,这种图在心理学教科书上相当普通,不是什么稀罕之“珍”,居然也会引来如此强烈的反响,我心中为之一叹:啊,原来不过尔尔。

    会议一结束,我便前往。这所学校叫文莱中华中学,就在斯里巴加湾。在那里连看课加“培训”活动了一天。次日,又驱车前往诗里亚。诗里亚离首都有两个多小时车程。在去文莱之前,我在光明日报上看过一张新闻照片,印象中是介绍文莱第一口油井从这里开采的一座纪念塔。我此次是应诗里亚中正中学之邀,去为该校老师作一次讲座。诗里亚的接待风格与中华中学的做法真是两路。从诗里亚的接待过程像是看到了我们自身的影子:①讲座前集体合影留念;②主办单位把附近几所学校的老师也请到了,大有充分利用教育资源的意味;③原定到下午五点前结束,因大家勇跃提问,热情不减,一直拖到6点多,天都黑了,结束后大家还久久不肯散去;④晚上宴请陪同者众,也许是趁便来一次华人聚会吧;⑤第二天当地华文报纸头条新闻报导了这次活动,称我为“世界级”什么的;⑥一些学校表示,希望能为他们学校老师也做这样的讲座,中正中学校长表示最好专门为他们学生开一次讲座;⑦次日陪同游览观光,拍照留念;⑧赠送纪念品。这套做法与我们国内的接待套路何其相似乃尔。

从诗里亚回到斯里巴加湾后,当地的华人朋友,又邀我去做客,陪同逛景,很是开心。一位为大会服务的女教师,看上去很年青,很漂亮,我鼓动她到大陆来读研究生。后来得知,她的儿子都读大学了,令我十分吃惊。就是这位女教师在我上飞机前,她赶到飞机场,为的是把一张登载这次会议消息的报纸送给我。整个活动下来,我对自己说,这次文莱之行,算是感受到了心理学上讲的那种“巅峰体验”吧。

以上记叙了五次会议的经历和感受,还有几次会议的介绍在适当时机再续上。

(作者单位:河南省中州大学)